王泉根《也谈吴宓先生与钱钟书》（《中华读书报》7月15日），对拙文《杨绛＜吴宓先生与钱钟书＞一文指疑》（同上6月17日）提出了批评，但我们感觉，王压根儿就没有细看我们的文章。
例如，拙文从头至尾没有一个字说钱钟书“没有读过”《吴宓诗集》，也从没有说钱钟书1935年5月忙着回乡结婚（原文均为杨绛），他却硬派我们如是云云，然后大批特批，结果呢，我们根本就没有说过那样的话呀！拙文内容之一，就是讲钱钟书如何评论《吴宓诗集》的嘛！假如我们认为钱钟书没有读过《吴宓诗集》，又怎么可能考出一大段钱钟书评论《吴宓诗集》的史实来呢？王连人家说的是谁都没有看清楚就急急忙忙来“也谈”，这合适吗？
再如，拙文用了“宿敌”二字，原文为“胡适派是吴宓不共戴天的宿敌”，王文却据此断定我们认为钱钟书与吴宓是“宿敌”。我们引《吴宓日记》，说吴1937年6月的时候还对温、钱的文章有“巨创深痛”之感，王却断定我们的观点是吴对钱一辈子都“巨创深痛”，这对拙文曲解得也太过分了吧！
还有，拙文说钱不会向吴“请教问题”，王却翻出钱吴酬应文字，然而文字应酬与学术讨教是一码事吗？钱为什么不会向吴“请教问题”？前文已有证据，现再略作补充。早在1932年，张申府就说过：“钱钟书，乃是现在清华最特出的天才，简直可以说，多分在现在全中国人中，天分学力，也再没有一个能赶得上他的。因为默存的才力学力实在是绝对地罕有。”（详见《钱钟书评论》卷一247页）。稍后，吴宓也说：“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，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，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钟书，他们都是人中之龙。其馀如你我，不过尔尔！”。郑朝宗教授还记载，钱钟书“是外文系的一个尖儿，许多老师都对他另眼相看，他不是他们的弟子，而是他们的顾问。”而吴宓则总是在日记中不断反省自家的浅学或不学。
王文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打擦边球，用空泛的大帽子来代替对史实的考证，从而回避正面交锋。本来，我们写的是一篇考证文章，只讲事实，不谈道理。可王文偏偏大讲道理，少谈事实，而且对史料根本就抱着嘲笑的态度，赫然写道：“即使果真‘证据确凿’那又怎样？”这就完全不是讨论问题的态度了！那么，读者当会问，范、李举出的史料到底是真是假？为什么不对这些史料作出正面订正？比如说，文章讲，杨绛先生没有搞清楚钱钟书英文书评评的是什么书，这到底对不对？对这些问题均不作回答，而去大讲特讲什么清华外文系的贡献、如何对待港台资料，等等，这就偏离了讨论的主题。老实说，如果讨论这些问题，那我们都是专门研究中国现代学术史的专业史学工作者，不见得就谈得不如王文好，可那样做合适吗？
事实是，拙文列举的那些王文认为“不值一驳”的材料，不是别的，就是钱钟书本人的文章、吴宓先生的日记。这些珍贵文献，如果说一文不值，恐怕王先生也不会同意吧！可为什么又在文章里那样轻蔑它们呢？
王文说“世人识吴宓者，当为钱钟书。钱钟书评吴宓的文辞不多，但一语中的，深得吴宓之心。”可《吴宓日记》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，什么“对宓备致讥诋，极尖酸刻薄之致”、“一再传播其谰言”、“犹复谬托恭敬”、“可痛可忧”等等，难道都是我们编造的吗？对此，王文也许又会说：“即使果真‘证据确凿’那又怎样？”答曰：就事说事，能怎么样呢？当然，我们讲的都是从前的旧事，到1993年，钱钟书给《吴宓日记》作序，说话有了改变，对此我们从没有否认过，但主张对他的话要分析。不过，这是后话了，跟我们谈吴、钱等人的历史是没有任何冲突的。
王文有些意气用事，对此，我们谅解。比如，他说我们“根本不了解《吴宓诗集》为何物，恐怕连原版也没见过”，这就太过于主观臆断了。《吴宓诗集》并不是罕见的书，好几年前出版的李洪岩著《钱钟书生平与学术》就有大篇幅的专门研究，王文引用的几段文字就无一例外地收在里面；就是王文发的许多议论，那里也早就发过（如谈清华外文系）。再说，就是从拙文中，也能看出我们是读过这部诗集的嘛！顺便说一句，迄今论述吴、钱关系最详尽的文字，就是李洪岩《钱钟书与近代学人》中的《钱钟书与吴宓》。
说到《吴宓诗集》，里面有一首《依韵奉和子泉先生》，写着：“交浅味偏醇”；钱钟书《吴宓日记序》则说：“以先师肃穆，故尊而不亲。”王文却说“吴宓与钱基博、钱钟书父子两世深交”，这样，“交浅”、“不亲”这四个字就无法解释了。事实是，已刊《吴宓日记》记载与钱基博往来文字不过三条，钱向吴宓编《学衡》投文稿，吴也没给发表。两人四十年代末在武汉有一段交往，但那是后话了。
再有，关于“悲剧主角”一词，王文在自诩熟悉《吴宓诗集》的同时，竟没有点出诗集原有的解释，却自己去发挥。1934年，钱钟书给吴宓去了一封信，说吴“孤标高格，而伤心人别有怀抱，尤具有亚里士多德所言悲剧主角之资格。”《空轩诗话》解释说：“西洋文学中所谓悲剧中之主角，即志行均合于理想道德，而竟致失败之英雄是。钱钟书君及郭斌和君，尝谓宓为悲剧之主角，宓甚感且喜。”可见，说这话的也并非钱钟书一人，恰如品评毛彦文们为“Coquette”亦非钱钟书一人（详见《吴宓日记》1931年6月18日）。得指出，王文有硬伤。例如，钱钟书《论师友诗绝句》中论吴宓那首本来是批评吴宓的（钱自谓是“不稍假借”，是“诗中之董狐直笔”），王文却当作了夸奖吴宓的证据。钱诗是说，“南华北史”那些书都并不偏“僻”，有什么必要像顾炎武那样辛辛苦苦地“自作笺”呢？而且，钱诗第二句本来作“童牛角马漫成篇”（我们存有原件影本），送给吴宓时要留些面子，才改成“闲情偶赋不妨禅”，翻成白话，就是许多乌七八糟很反常的东西都“拼盘姘伴”地“成篇”了。王泉根看到钱钟书的注中有“学人”二字，就觉得是对吴宓的夸奖，却不知道，钱钟书一向认为学人是不宜于写诗的，在钱钟书的观念中，学者一向不如文人；而吴宓的诗，钱钟书认为“尚不成章”（详见《钱钟书与近代学人》70、159－165页，《谈艺录》178页）。
再如，王文特意抄了一首《槐聚诗存》削弃未用的钱诗，却未看懂。诗里明明说“怅怅独来归”，王却反解成“钱久等不来，于是提笔写下《上雨僧师以诗代简》，以作留言”；题目明明是“上雨僧师以诗代简”，却编派作“留言条”。还把“生钟书再拜，上白雨僧师”点成“生钟书再拜上白雨僧师”。第四句“如”字则不压韵。钱钟书晚年编定《槐聚诗存》没有收一首与吴宓酬应的诗，此首也不例外，原因也不交待。全诗体法凌乱，显然给抄错了。“体中盼何如”的“盼”不通费解，当作“近”。“十五日下午第五时”不是五言诗。“五日”应是吴宓所加。“十”是衍文。这首诗可能是这样的：“生钟书再拜，上白雨僧师：体中近何如？勿药当有喜。珏良出片纸，召我以小诗。想见有逸兴，文字自娱戏。尚望勤摄卫，病去如抽丝。书单开列事，请得陈其词。五日日未午，高斋一叩扉。舍迩人偏远，怅怅独来归。请缮所开目，价格略可稽。应开二百镑，有羡而无亏。尚余四十许，待师补缺遗。媵书上叶公（宓注：指叶公超），重言申明之。珏良所目睹，皎皎不可欺。朝来与叶晤，复将此点提。则云已自补，无揽有余资。由渠生性急，致我食言肥。此中多曲折，特以报师知，匆匆勿尽意，下午第五时。”
王文提到季羡林教授和清华外文系，恰好，华文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的《季羡林卷》第89页说：“清华外文系的外国教授几乎全部不学无术，在他们本国恐怕连中学都教不上。因此在本系所有的必修课中没有哪一门课我感到满意。”（写于1993年）。第122页说：“现在回想起来，说句不客气的话，我从这些课程中收获不大。”（写于1995年），我们觉得，要说现代学者“受惠于”“三四十年代的清华外文系”，应该照应到这类不同的记载。
有趣的是，王文的一些观点，从逻辑上看，又与拙文一致。比如，他并不否认钱钟书曾经年轻气盛，曾经与吴宓有过误会。他还说“以今天的认识重新判断当年对老师的误解，以至于产生内疚、自责，这是十分自然的。”这就反而说明，我们指出杨绛称钱“到昆明后向吴宓赔罪”确属莫须有。因为按照逻辑，“内疚、自责”云云既然是基于“今天的认识”作的“重新判断”，那当年“到昆明”时的“认识”又怎样呢？今天的新认识和昨天的旧认识显然不能混为一谈。
王文的某些议论也欠斟酌。例如说：“‘五四’以来在人文学科中最具原创能力的那一批学者，几乎都曾受惠于当年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与三四十年代的清华外文系”，太夸大了！把北大等院校无处摆了。恰好，王文提到《心香泪酒祭吴宓》，那书的序就把北大傅斯年派给了清华吴宓做学生，结果受到学者耻笑。清华当然了不起，但不能包办“中国现代学术史”。吴宓当然了不起，钱钟书们当然与他“分不开”，可吴宓不等于是整个清华。吴宓的“办学方针”如不取得清华校方支持也行不通。其实，倡“博雅”之说是清华外语系的公论共识，并非吴宓一人之力一己之功（详见《清华大学史稿》164页，《清华大学史料选编》二，315页）。吴宓在清华不过三度任代理外语系主任，总任期为三个学年而已，王文却说吴宓“筹建了外语系”。而且，吴宓常抱怨“在清华不受人知重”：“自思宓之思想见地，所可以报效学校者甚多，而学校皆不能用，宓亦不得有施展之地。乃学校之所用宓者，则不外如今晨之招考会议，聊备一员，兀坐闲话。呜呼难哉！”（见1926年7月9日、8月11日日记，参看1928年2月16日）。
王文指问我们发表文章“出于何种动机”，我们的动机就是搞清史实。我们所掌握的资料，当然“至多说明当年的钱钟书”如何如何，因为我们从没有说它说明了“晚年”的或“今天”的钱钟书如何如何。世上当然没有“只允许弟子对师长‘不恭’，而不允许弟子对师长表示内疚与恭敬”的“道理”，而我们也从没有讲过“这样的道理”。我们文章讲的是钱钟书年轻时如何使吴宓产生误会，王泉根讲的是钱钟书晚年如何与吴宓修好，本来不矛盾，他却反过来指责我们“不愿也不准师生修好”，并说我们“走火入魔”。对此，只好恳请读者来评判了。
本来，拙文针对的是杨绛先生的一篇文章，《中华读书报》上的“导读”已明确揭示“就《吴宓先生与钱钟书》与杨绛商榷”。王文却认为我们针对的是钱钟书和吴宓。事实是，杨绛先生一篇文章出现了史实不确切的地方，我们作了一些订正，如是而已！至于钱先生，对后学的学术指正，向来都是鼓励的。读者不妨翻看一下《管锥编》的序文及其《增订》，看上面是否有“范君旭仑是正一百余处”和“范君旭仑曰”的字样。王泉根《也谈吴宓先生与钱钟书》（《中华读书报》7月15日），对拙文《杨绛＜吴宓先生与钱钟书＞一文指疑》（同上6月17日）提出了批评，但我们感觉，王压根儿就没有细看我们的文章。
例如，拙文从头至尾没有一个字说钱钟书“没有读过”《吴宓诗集》，也从没有说钱钟书1935年5月忙着回乡结婚（原文均为杨绛），他却硬派我们如是云云，然后大批特批，结果呢，我们根本就没有说过那样的话呀！拙文内容之一，就是讲钱钟书如何评论《吴宓诗集》的嘛！假如我们认为钱钟书没有读过《吴宓诗集》，又怎么可能考出一大段钱钟书评论《吴宓诗集》的史实来呢？王连人家说的是谁都没有看清楚就急急忙忙来“也谈”，这合适吗？
再如，拙文用了“宿敌”二字，原文为“胡适派是吴宓不共戴天的宿敌”，王文却据此断定我们认为钱钟书与吴宓是“宿敌”。我们引《吴宓日记》，说吴1937年6月的时候还对温、钱的文章有“巨创深痛”之感，王却断定我们的观点是吴对钱一辈子都“巨创深痛”，这对拙文曲解得也太过分了吧！
还有，拙文说钱不会向吴“请教问题”，王却翻出钱吴酬应文字，然而文字应酬与学术讨教是一码事吗？钱为什么不会向吴“请教问题”？前文已有证据，现再略作补充。早在1932年，张申府就说过：“钱钟书，乃是现在清华最特出的天才，简直可以说，多分在现在全中国人中，天分学力，也再没有一个能赶得上他的。因为默存的才力学力实在是绝对地罕有。”（详见《钱钟书评论》卷一247页）。稍后，吴宓也说：“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，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，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钟书，他们都是人中之龙。其馀如你我，不过尔尔！”。郑朝宗教授还记载，钱钟书“是外文系的一个尖儿，许多老师都对他另眼相看，他不是他们的弟子，而是他们的顾问。”而吴宓则总是在日记中不断反省自家的浅学或不学。
王文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打擦边球，用空泛的大帽子来代替对史实的考证，从而回避正面交锋。本来，我们写的是一篇考证文章，只讲事实，不谈道理。可王文偏偏大讲道理，少谈事实，而且对史料根本就抱着嘲笑的态度，赫然写道：“即使果真‘证据确凿’那又怎样？”这就完全不是讨论问题的态度了！那么，读者当会问，范、李举出的史料到底是真是假？为什么不对这些史料作出正面订正？比如说，文章讲，杨绛先生没有搞清楚钱钟书英文书评评的是什么书，这到底对不对？对这些问题均不作回答，而去大讲特讲什么清华外文系的贡献、如何对待港台资料，等等，这就偏离了讨论的主题。老实说，如果讨论这些问题，那我们都是专门研究中国现代学术史的专业史学工作者，不见得就谈得不如王文好，可那样做合适吗？
事实是，拙文列举的那些王文认为“不值一驳”的材料，不是别的，就是钱钟书本人的文章、吴宓先生的日记。这些珍贵文献，如果说一文不值，恐怕王先生也不会同意吧！可为什么又在文章里那样轻蔑它们呢？
王文说“世人识吴宓者，当为钱钟书。钱钟书评吴宓的文辞不多，但一语中的，深得吴宓之心。”可《吴宓日记》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，什么“对宓备致讥诋，极尖酸刻薄之致”、“一再传播其谰言”、“犹复谬托恭敬”、“可痛可忧”等等，难道都是我们编造的吗？对此，王文也许又会说：“即使果真‘证据确凿’那又怎样？”答曰：就事说事，能怎么样呢？当然，我们讲的都是从前的旧事，到1993年，钱钟书给《吴宓日记》作序，说话有了改变，对此我们从没有否认过，但主张对他的话要分析。不过，这是后话了，跟我们谈吴、钱等人的历史是没有任何冲突的。
王文有些意气用事，对此，我们谅解。比如，他说我们“根本不了解《吴宓诗集》为何物，恐怕连原版也没见过”，这就太过于主观臆断了。《吴宓诗集》并不是罕见的书，好几年前出版的李洪岩著《钱钟书生平与学术》就有大篇幅的专门研究，王文引用的几段文字就无一例外地收在里面；就是王文发的许多议论，那里也早就发过（如谈清华外文系）。再说，就是从拙文中，也能看出我们是读过这部诗集的嘛！顺便说一句，迄今论述吴、钱关系最详尽的文字，就是李洪岩《钱钟书与近代学人》中的《钱钟书与吴宓》。
说到《吴宓诗集》，里面有一首《依韵奉和子泉先生》，写着：“交浅味偏醇”；钱钟书《吴宓日记序》则说：“以先师肃穆，故尊而不亲。”王文却说“吴宓与钱基博、钱钟书父子两世深交”，这样，“交浅”、“不亲”这四个字就无法解释了。事实是，已刊《吴宓日记》记载与钱基博往来文字不过三条，钱向吴宓编《学衡》投文稿，吴也没给发表。两人四十年代末在武汉有一段交往，但那是后话了。
再有，关于“悲剧主角”一词，王文在自诩熟悉《吴宓诗集》的同时，竟没有点出诗集原有的解释，却自己去发挥。1934年，钱钟书给吴宓去了一封信，说吴“孤标高格，而伤心人别有怀抱，尤具有亚里士多德所言悲剧主角之资格。”《空轩诗话》解释说：“西洋文学中所谓悲剧中之主角，即志行均合于理想道德，而竟致失败之英雄是。钱钟书君及郭斌和君，尝谓宓为悲剧之主角，宓甚感且喜。”可见，说这话的也并非钱钟书一人，恰如品评毛彦文们为“Coquette”亦非钱钟书一人（详见《吴宓日记》1931年6月18日）。得指出，王文有硬伤。例如，钱钟书《论师友诗绝句》中论吴宓那首本来是批评吴宓的（钱自谓是“不稍假借”，是“诗中之董狐直笔”），王文却当作了夸奖吴宓的证据。钱诗是说，“南华北史”那些书都并不偏“僻”，有什么必要像顾炎武那样辛辛苦苦地“自作笺”呢？而且，钱诗第二句本来作“童牛角马漫成篇”（我们存有原件影本），送给吴宓时要留些面子，才改成“闲情偶赋不妨禅”，翻成白话，就是许多乌七八糟很反常的东西都“拼盘姘伴”地“成篇”了。王泉根看到钱钟书的注中有“学人”二字，就觉得是对吴宓的夸奖，却不知道，钱钟书一向认为学人是不宜于写诗的，在钱钟书的观念中，学者一向不如文人；而吴宓的诗，钱钟书认为“尚不成章”（详见《钱钟书与近代学人》70、159－165页，《谈艺录》178页）。
再如，王文特意抄了一首《槐聚诗存》削弃未用的钱诗，却未看懂。诗里明明说“怅怅独来归”，王却反解成“钱久等不来，于是提笔写下《上雨僧师以诗代简》，以作留言”；题目明明是“上雨僧师以诗代简”，却编派作“留言条”。还把“生钟书再拜，上白雨僧师”点成“生钟书再拜上白雨僧师”。第四句“如”字则不压韵。钱钟书晚年编定《槐聚诗存》没有收一首与吴宓酬应的诗，此首也不例外，原因也不交待。全诗体法凌乱，显然给抄错了。“体中盼何如”的“盼”不通费解，当作“近”。“十五日下午第五时”不是五言诗。“五日”应是吴宓所加。“十”是衍文。这首诗可能是这样的：“生钟书再拜，上白雨僧师：体中近何如？勿药当有喜。珏良出片纸，召我以小诗。想见有逸兴，文字自娱戏。尚望勤摄卫，病去如抽丝。书单开列事，请得陈其词。五日日未午，高斋一叩扉。舍迩人偏远，怅怅独来归。请缮所开目，价格略可稽。应开二百镑，有羡而无亏。尚余四十许，待师补缺遗。媵书上叶公（宓注：指叶公超），重言申明之。珏良所目睹，皎皎不可欺。朝来与叶晤，复将此点提。则云已自补，无揽有余资。由渠生性急，致我食言肥。此中多曲折，特以报师知，匆匆勿尽意，下午第五时。”
王文提到季羡林教授和清华外文系，恰好，华文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的《季羡林卷》第89页说：“清华外文系的外国教授几乎全部不学无术，在他们本国恐怕连中学都教不上。因此在本系所有的必修课中没有哪一门课我感到满意。”（写于1993年）。第122页说：“现在回想起来，说句不客气的话，我从这些课程中收获不大。”（写于1995年），我们觉得，要说现代学者“受惠于”“三四十年代的清华外文系”，应该照应到这类不同的记载。
有趣的是，王文的一些观点，从逻辑上看，又与拙文一致。比如，他并不否认钱钟书曾经年轻气盛，曾经与吴宓有过误会。他还说“以今天的认识重新判断当年对老师的误解，以至于产生内疚、自责，这是十分自然的。”这就反而说明，我们指出杨绛称钱“到昆明后向吴宓赔罪”确属莫须有。因为按照逻辑，“内疚、自责”云云既然是基于“今天的认识”作的“重新判断”，那当年“到昆明”时的“认识”又怎样呢？今天的新认识和昨天的旧认识显然不能混为一谈。
王文的某些议论也欠斟酌。例如说：“‘五四’以来在人文学科中最具原创能力的那一批学者，几乎都曾受惠于当年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与三四十年代的清华外文系”，太夸大了！把北大等院校无处摆了。恰好，王文提到《心香泪酒祭吴宓》，那书的序就把北大傅斯年派给了清华吴宓做学生，结果受到学者耻笑。清华当然了不起，但不能包办“中国现代学术史”。吴宓当然了不起，钱钟书们当然与他“分不开”，可吴宓不等于是整个清华。吴宓的“办学方针”如不取得清华校方支持也行不通。其实，倡“博雅”之说是清华外语系的公论共识，并非吴宓一人之力一己之功（详见《清华大学史稿》164页，《清华大学史料选编》二，315页）。吴宓在清华不过三度任代理外语系主任，总任期为三个学年而已，王文却说吴宓“筹建了外语系”。而且，吴宓常抱怨“在清华不受人知重”：“自思宓之思想见地，所可以报效学校者甚多，而学校皆不能用，宓亦不得有施展之地。乃学校之所用宓者，则不外如今晨之招考会议，聊备一员，兀坐闲话。呜呼难哉！”（见1926年7月9日、8月11日日记，参看1928年2月16日）。
王文指问我们发表文章“出于何种动机”，我们的动机就是搞清史实。我们所掌握的资料，当然“至多说明当年的钱钟书”如何如何，因为我们从没有说它说明了“晚年”的或“今天”的钱钟书如何如何。世上当然没有“只允许弟子对师长‘不恭’，而不允许弟子对师长表示内疚与恭敬”的“道理”，而我们也从没有讲过“这样的道理”。我们文章讲的是钱钟书年轻时如何使吴宓产生误会，王泉根讲的是钱钟书晚年如何与吴宓修好，本来不矛盾，他却反过来指责我们“不愿也不准师生修好”，并说我们“走火入魔”。对此，只好恳请读者来评判了。
本来，拙文针对的是杨绛先生的一篇文章，《中华读书报》上的“导读”已明确揭示“就《吴宓先生与钱钟书》与杨绛商榷”。王文却认为我们针对的是钱钟书和吴宓。事实是，杨绛先生一篇文章出现了史实不确切的地方，我们作了一些订正，如是而已！至于钱先生，对后学的学术指正，向来都是鼓励的。读者不妨翻看一下《管锥编》的序文及其《增订》，看上面是否有“范君旭仑是正一百余处”和“范君旭仑曰”的字样。
